不幸的是，在中国，这个阶层庞大且脆弱。

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这个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

所以，在关注公平的时候，减少改革的力度应该成为自然。计划经济的历史，就决定了改革的大方向一定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个人自由，为企业松绑。既然改革是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惟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在粮食安全上，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创造农业条件，新垦和复垦增加一些耕地，控制和减少工业对粮食的过度需求，严格控制战略性农业产品的出口，适当地增加一些粮食进口，这样在保证农业产品供应和稳定粮价的前提下，满足正常城市化和住房建设的用地需求，从而在土地供应上也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居住消费需求，并且把房价稳定住。

从住宅投资的获利看，一是利用房屋价格看涨的预期，购买后倒手，赚取涨价收入。弥补地方财政废除商业用地征用出让制度后财力的不足，并使其成为长期稳定的房地产税收来源。然而，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特别是人均耕地较世界水平低，我们还需要考虑保证一定的耕地数量，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对于超过一定面积的，少征房产税。

还有，通过征地成为国有用地后，政府对建设项目有诸多的各种税费，都要摊入居民的房价之中。三是一些外资进入中国购买房屋，以求房屋涨价，包括人民币资产升值的利益。

要保证粮食用地，就要控制住房的消费。并将土地交易收入，包括打破土地垄断后地价进而房价的下降，让利于出让土地的农民和需要住宅的居民。特别是房地产用地，基本上都要竞价，其价格要远比工业和交通等用地高得多。对于房价近几年国家频频出台调控政策，但是，价格涨势依然强劲。

从税制设计上，是对住宅交易需求环节实施呢，还是对住宅交易后住宅保有环节实施，其效果是不一样的。当然，开征房产税，是涉及很多居民利益的一项政策。３、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通过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高价卖出去，实现了政府收入的最大化。而废除和简化目前政府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出让和对房地产的诸多税费，交易征收增值税，保有和使用开征房地产税，并且全部留给市县级政府财政，用于这一级政府的公共预算。

同时，除了军事用房，包括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房产，都应该按照面积征收房产税，进入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支出和财务支出项目中。二是吃饭和居住都兼顾的调控战略。

其次，从供给方面看，土地和房屋价格的上涨还是稳定，还与土地市场的垄断还是竞争结构，以及土地的成本有关。在严格控制国外投资者购买国内住宅的同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在住宅的保有环节征房产税，将大大提高住宅的持有成本，降低和挤出倒手和投资的利益，会非常显著地抑制住宅的投机和投资性需求，使得这方面的土地需求压力大大减少，甚至使其基本为零。

我认为，新的房地产形势下，可能需要深入思考其面临的问题，并实施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在一个长时间中，居民总体消费中，对住房的需求非常强劲，进而对建设住房的用地需求规模较大。在土地资源特殊的供给约束条件下，很难出现一个粮价和房价都不会上涨的理想局面。粮食安全和房价稳定，其深层反映的是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保证吃饭，还是保证居住消费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困局。其做法是：按照宪法，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集体所有，对于住宅这样不是公共利益的商业性用地，不再经过政府征用，而在符合建设用地规划的前提下，直接进入用地市场。居民和其他投资者的投资是理性的。

二是居民投资于房地产，使自己的储蓄保值增值，用于未来的养老等用途。中国正在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城镇人口要从目前的４４％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０％以上，未来１３年中，城镇人口需要增加近４亿人口，这些人需要买房和租房住。

比如说，我们就是想保证粮食安全，不想把太多的耕地用于城市化和住房建设，那么，强劲的需求对较少的住宅供应，结果肯定是房价上涨，政府对房价上涨就要有心理准备，要视而不见，不再采取无果的其他调控措施。对于超过面积太多的，分级累进征收房产税。

即使居民住宅这样的商业性用地，其土地只能由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过来，由政府作为惟一的卖地者，供应给建设用地者，土地供应方面的竞争性为零。从中国居民的投资方向来看，由于创业投资（据调研，中国城市居民有１０万元积蓄时，有创业投资愿望的不到５％）和人寿保险等投资渠道不畅，或者投资习惯差异，高度集中在股票基金和房产上。

首先，从供给角度看，土地供应相对减少和预期供给不足，推动了商品房屋价格上涨。这样在所有制上，形成了国有和集体两个土地供应方面，而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则更是多个，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土地供应市场。进入 周天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拐点 。这几年中，不包括房地产方面的税费，仅土地出让一项，地方政府年平均土地收入在４０００亿元—７０００亿元之间，一部分是农地低价转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是卖大产权高价房居民多掏的钱。

最近国家发改委有关研究报告指出，全国３６个城市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商品房住宅价格上涨１６．３４％，涨幅比去年高７．８９个百分点。经济学上的一个道理是，当住宅的供给大于和平衡于其需求时，房地产开发商囤积谋取暴利的风险很大，价格快速上涨的可能空间变小。

反之，如果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相对较慢，或者不用进口来平衡，粮食价格也会攀升很快。对保护耕地考虑得多一些，对住宅建设用地供应得少一些，在住房消费需求强劲的情况下，房价必然会上涨。

这样我们面临着两个可供选择的战略：一是宏观经济上舍弃一个调控目标，保证达到另一个控制目的实际上，各路精英早已在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利用其秉赋结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论语·尧曰》）以传统的中庸观（中庸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可中国政治似乎又最缺少中庸）鉴之，中国正面临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骚乱和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混乱的双重风险。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本质上已经演变为官僚集团疯狂追逐升迁的竞争。否则，对社会整体的协调，就会遭遇特别的障碍和困难。

梁漱溟先生说《论语》是活泼的生活，只能算对了一半。8月4日，温家宝总理到菜市询价，便是一个信号：我们必须努力遏制贫富差距扩大防止贫富分化，必须努力平抑通货膨胀增进民众福祉。

《论语》凡二十篇，《尧曰》是《论语》治国安邦平天下思想的总结，其核心民本反映了孔子关于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要求。而后世硕儒之经学理学却是由儒返道，以礼教为主要手段维护既定秩序也即精英利益格局，极言天道而无视对平民也即大多数人的人文观照，事实上是抛弃了孔学的社会整合目标。

回到现实中，说精英们不知道上下同欲和上下同乐、在协调不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社会认同的道理，可能有失偏颇，但说他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恐怕不算冤枉他们。它们控制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但它们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而配置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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